漕运是王朝兴衰的命脉据《辞海》释：漕运者，水道运粮也。水是人类的起源，漕运是王朝兴衰的命脉。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开凿运河，以通漕运。可以说，水治好，漕运通，国富强。反之，则国衰败。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争雄称霸一时。战国后期，秦国异军突起，消灭山东六国，一统天下。秦统一的时间虽十分短暂，但其出于战争运军饷的需要，所凿的河渠，却在中国水运、漕运史上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西汉时大规模开挖运河，漕运畅通，因此，国力强盛。而东汉不注重开挖运河，甚至连前人开挖的运河也被淤塞，漕运不畅，国力就不强。三国时期，曹操既是魏晋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更是位善于将开挖运河以通漕运、用于战争运输的杰出军事家和指挥家，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在黄河以北地区大规模开挖运河以通漕运的人。隋炀帝为巩固其全国统治地位，大力开挖运河，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国力。隋文帝开皇4年(584年)到隋炀帝六年(610年)20余年间，充分利用过去开凿的运河和天然河湖，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长1782公里，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酌京杭天运河漕运。促使隋统一中国，并为唐宋昌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正如人们所说，隋朝开河，唐宋漕运受益。唐高祖李渊，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把疏通运河、以通漕运当成洽邦兴国的基本国策，促使关中成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盛极一时。随着时间的流逝，唐王朝后期，统治者疏忽了对运河疏通治理，漕运不太畅通，因而国力随之衰弱。宋王朝统治者很重视对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河北运河、江南运河等主要河道的治理，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东京、京西以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漕运畅通，国力大大增强。南宋金人入侵，战乱不止，偏安杭州半壁，仍不忘疏通运河以供漕运。金元明清四朝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开凿运河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准各地。尤其是忽必烈，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遂使大运河直贯南北，把南北各大经济区直接连接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规模，促使明清成为漕运的最盛时期。综观历史，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畅通与否，对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局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运河的开凿，漕运畅通，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皇朝统治而展开的。每一代皇朝统治者都想借运河漕运畅通，总揽大局，驾驭全国。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后，直至明清，再没出现大的分裂。有关总督漕运部院史料历史上曾主管全国漕运的惟一机构总督漕运部院，位于淮安市楚州区城区中心，占地约三万平方米，与楚州区标志性建筑镇淮楼、淮安府衙大堂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兴衰的历史见证，更是华夏文明的一大奇迹。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百姓大量南逃，因而促进了江淮、江南等地的经济迅猛发展，江南财富在历代财政收入中占有极大的份额。到了明初，虽海陆兼运，但大量财富都是通过大运河南北运输的。淮安楚州是南北水运枢纽，东西交通的桥梁。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当时，千万艘粮船衔尾而至淮安楚州由末口入淮北上。粮船卸载之后，再从河下装满盐运往南方各地。这样既解决北方粮米缺乏之苦，又大大缓解南方粮食年年丰收，食用不完，米价很低，百姓苦于“米赢而钱绌的既南粮北调、北盐南运都要途经淮安楚州，使淮安楚州成为漕运、盐运集散地，客观上形成了在漕运史上的特殊地位。自隋起，朝廷在淮安楚州设漕运专署，宋设江淮转运使，东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师，明清在这里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以督查、催促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北盐南运等筹运工作。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淮安的繁荣，特别是商业十分发达。漕运总督机关设在这里，驻有大批理漕官吏、卫漕兵丁。漕船到达这里后，需接受漕台衙门的盘查，千万艘粮船的船工水手、漕运官兵在此停留，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进行货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盘桓，更加之在这里设常盈仓两处、常平仓两处、预备仓三处、庄仓五处hellip;hellip;更大大提高了淮安的商品需求量，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这里城内外店肆酒楼鳞次栉比，“市不以夜息，十分繁盛。正如邱浚诗曰：“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总督漕运部院衙门是朝廷的派出机构，总督都由勋爵大臣担任，明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明陈王宣、李肱、李三才、史可法；清施世纶、琦善、穆彰阿、思铭、杨殿邦等人都先后在这里任过漕运总督之职，漕运总督权力显赫，不但管理漕运，而且还兼巡抚，因此也称漕抚。部院机构庞大，文官武将及各种官兵达270多人；下辖储仓、造船厂、卫漕兵厂等，共约20000多人。 部院衙门始建于宋乾道六年(1170年)，由录事陈敏兴修，元为淮安路总管府，元三十年(1293年) 阿思重修，明洪武元年(1368年)淮安知府范中政建淮安府署，洪武三年(1370年)知府姚斌改为淮安卫指挥使司，成化五年(1469年)通判薛淮重修，嘉靖十六年(1537年)督御史周金在城隍庙东新建督察院，隆庆五年(1571年)知府陈文烛将此重修，万历七年(1579年)都御史云翼将淮安迁往城隍庙东，移总督漕运部院于此。当时，建筑规模宏伟，有房213间，牌坊3座，中曰“重臣经理，东西分别曰：“总共上国、“专制中原。中轴线上分设大门、二门、大堂、二堂、大观堂、淮河节楼。东侧有官厅，书吏办公处、东林书屋、正值堂、水土祠及一览亭等。西侧有官厅、百录堂、师竹斋、来鹤轩等。大门前有照壁，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坊。以上建筑，皆毁于上世纪40年代。房基、础石仍存。更值得一提的是衙门前有一对纤尘不染全国罕见的白矾石的石狮。据说是元代波斯(今伊朗)进贡的两对艺术价值极高的石狮，一对运送京都，一对被国舅留在淮安。可惜这对石狮在“文革中被当成“四旧砸成碎片。漕运是何时终止的决定朝廷财政命脉的漕运，开始于春秋，发展于秦汉，昌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它与时光老人携手红红火火、风风光光地走过了2300多年，来到了大清朝。清沿袭明后期漕政多弊未改，直至乾隆中末期，政治腐败，导致漕政迅速败落。加之道光年间，运河淤塞，漕政弊坏。一是漕弊积重难返。首先，漕粮征收时州县官吏勾结豪绅勒取无度，花样百出，名目繁多，损公肥私，严令不止。据《上海县续志》记载：清道光八年(1828年)，折色严重，每石折银四五两不等，按时价计算，三石之米完一石之漕。“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害得贫民百姓苦不堪言。其次，漕粮押运途中陋规重重，“水次陋规，收刮太多，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过淮陋规，主要有“积歇、摊派、投文过堂等诸费。往往一过淮，每帮漕费五六百金至千金；“抵通陋规，色名更繁，一粟必费十余金；“过坝陋规，每船必花十金；“交仓陋规，每船又花数十金。以上种种陋规弊病，使“民生日蹙，国计益贫。民众苦不堪受，以至闹漕、哄漕、抗漕，加剧了清朝经济危机。二是河政迅速败坏。首先沿河陷入恶性循环，道光初年，漕运处于瘫痪状态。其次，河员玩忽职守，贪污成风，清朝政府不得不改办海运；再次雇商海运漕粮，遭漕运派反对暂停，仍用运河漕运，后又用海运，因运道千疮百孔，运粮不过十几万石、二十万石，最多一百八十余万石，漕路日趋衰败，最后全线断航。清光绪年间，据《光绪政要》载：如停漕将竣河工费、办漕经费、办漕官俸等项节省，“国家岁省数万开销，反多数百万盈羡。薛福成云，停止漕运各项节省合计为银1000万两以上。那时，铁路建成火车运载，航线开通，飞机通航运输。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庚子赔款及巨大军俸饷等开支，不得不于该年正式颁布停漕改折的命令：“著自本年开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双征折色，责成各督、抚等认真清厘，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清实际从江浙岁运漕粮一百万石至天津，然后，改由铁路火车运到京仓，以维持其封建统治。漕运既停，因征运漕粮而设置的衙门、卫所等机构也逐渐革除。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撤漕运总督及各省粮道等官。当时，漕运已停，海运一直拖到辛亥革命爆发，才伴随着清王朝的复亡而告终。总督漕运部院是逐渐被拆毁的总督漕运部院究竟是怎么被毁坏的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飞机炸毁的，也有人说是被逐渐拆毁的。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淮城是1938年5月23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上午10时左右，三架敌机窜到淮城上空，低飞盘旋寻找轰炸目标，它突然向繁闹的南门俯冲下去，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声，随即投下一枚重磅炸弹，炸毁了雄伟壮观的“迎熏城门楼，城门里二三百人皆无伤亡。另一枚炸弹，丢在玉器巷悦来客栈及酱园店处，死伤左六人、毁房三四间。第二次轰炸是1938年5月24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上午9时许，防空警报刚响，12架敌机低空盘旋淮城上空，从东南角向城里俯冲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投入重磅炸弹，从镇淮楼到南门内外，到处是弹坑，躲在体育场防空洞里100多人被泥土压闷而死，这次轰炸计死伤三四百人，同时敌机还用重机枪将漕运大门前西石鼓及东石狮西爪打穿。第三次轰炸是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八日)，下午5时许，6架敌机从东北低空飞临淮城上空，这次主要轰炸城东南金画寺巷、锅铁巷、缪家巷、百姓巷、太平街(绿爱亭小沧洲茶馆)、三角桥等，顿时硝烟弥漫炸死炸伤五六十人。这三次日机对准城轰炸，根本未炸到漕运大堂二堂。也就是说，人们说总督漕运部院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是不成立的。那么，人们还说是逐渐被拆毁的，又有什么根据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当时住在院门口(即漕运部院门口)或在院门口做生意现已八九十岁的当事人。现82岁酌何绍雄和已68岁的戴奇两伍老人回忆说：漕运大堂二堂是解放后(指1949年)，被我们自己拆除的。但绝大多数人却认为是1945年10月淮城解放时被拆除的：油漆过漕运大堂牌子的现83岁的老人陈文怀回忆说：总督漕运部院大堂是1942年或1943年冬被伪县长沙贵章、维持会长刘宝善叫人拆除运走了，砖瓦在漕运部院东西两边各盖10间简易房子作菜肉市场，木料运去造炮台了。家住金画巷的现87岁的王孝和老先生回忆说，他亲眼目睹总督漕运部院大堂27路房梁，是1944年秋天被二黄吴独膀(吴漱泉)及伪县长沙贵章手下卖给乡下人拆除运走了。现67岁的屠兆福、现83岁的汪树荣、现79岁的李寿松、现71岁的陶茂春、许镇南等老人皆回忆说，是1945年9月至10月间淮城第一次解放时拆除的，材料用于扩建体育场及运到盐城去了。当年在总督漕运部院、新四军华中司令部及华中局当瓦工头子、现年88岁的黄世君老人回忆说，总督漕运部院大堂二堂后边的大观楼早在1928年前后被上坂小学邵校长拆了，二堂在大堂前损坏了，但还能住人。1945年深秋新四军打过来，打仗需要手榴弹用，便拆除了大堂及有关庙宇，木材皆运到盐城军部造手榴弹柄子了，为打败国民党立了新功。其余房子据1998年2月版《淮安市志》731页记载：淮安体育场始建于民国初期，场址在原总督漕运部院东侧后花园内，占地1万平方米hellip;hellip;民国十二年（923年）建百米跑道、半个球场、一个篮球场hellip;hellip;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为纪念新四军军长叶挺，由新四军军部和淮安抗日民主政府拨款扩建了体育场，拆除了总督漕运部院的部分房屋，新建了300米圆形跑道和司令台，扩建了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办公室。体育场更名为“叶挺体育场。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准安体育场。综上所述，总督漕运部院的毁灭，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逐渐被拆除的。